年度历史图书选摘|东往东来: 近代中日之间的

年度历史图书选摘|东往东来: 近代中日之间的

时间:2020-02-12 16:16 作者:admin 点击:
阅读模式 我们时常自叹弗如,作为20世纪80年代来日留学的一代,不管在翻译介绍日本的学术著作上,还是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上,较之20世纪初期的那一辈留学生,都相差甚远。更让人汗颜的是,站在图书馆里的书架前,我们这一辈的局限性和专业的偏颇性暴露无遗。我们知道20世纪初期有一个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高潮,谭汝谦先生有文为证:在中日翻译史上,甲午以前二百余年的萌芽期中(1660~1895),仅有12种译自日文的书,且9种为日人所译。而在甲午战后第一过渡期(1896~1911)的15年间,中译日书便骤增至958种。这一剧变当然是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的时代所需,而在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上,梁启超的《和文汉读法》不能不说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其中提到的“实字必在上,虚字必在下,颠倒读之”,则“数日小成,数月大成”之说,对急欲阅读或翻译日文的留学生而言,正是一服兴奋剂,吸引着人们纷纷解囊购买,以至该书几度再版,成了20世纪初中国人最熟悉的日语速成入门书。实藤惠秀在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》中也说:“中国人明治时代翻译日文时多利用《和文汉读法》一书。”在此引导下,有人可以拿支红笔勾勾画画将词序颠倒一下,就完成了翻译工作,以至于年译百本竟成可能。“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,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,称‘其影响极大,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,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,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’。”从这一描述亦可窥见该书在当时的盛行之象,事实上周作人自己赴日留学时也携有此书。据周作人1902年3月17日日记云:大哥自浙江来,喜极。带来书甚多,目列予第左。……《日本新政考》二本带去。《和文汉读法》一本预自带去。

梁启超 作为梁启超研究的一环,夏晓虹早就关注此书的意义,她发表的《和文汉读法》一文为研究该书提供了种种思路。在其引导下,近年来关于《和文汉读法》的研究急速增多。尤其是在日本,自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的藏本得到确认后,不少研究者从东洋史、中国思想史以及日语教育史等各方面展开了对该书的研究,主要方向可归纳为以下三种。 第一是从文化史角度的研究。在中日文化“同文同种”的幻想下,该书似乎被当作印证这一话语的重要材料。其初版的跋文就说“深感东西同文之谊”。因为自奈良时代以来日本一直是用汉文训读法(颠倒动词与宾语的位置等)来解读汉文的,而该书采取的正好是与之相反的解读方法,即将日语动词与宾语的位置再颠倒回来,便可反转为中文。这一做法之所以行得通,正是得益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密切关联和文体上的贯通性。当然客观条件之一便是明治时代的日语文体,特别是政论学术文章多偏于汉文训读式的翻译体。最近就有学者认为:“该书是反映汉文训读特征的绝好素材,分析之自然可以勾画出汉文训读的基本特征。” 第二,在思想史方面,将日本作为梁启超思想形成乃至中国近代的“思想资源”,来重新研究的动向愈加显著。自从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论文集《梁启超:西洋近代思想的吸收和明治日本》(みすず書房,1999;中译本《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1)刊行以来,梁启超研究中的这一趋向似成定式,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和明治时期日本的关系时都屡屡提到《和文汉读法》。比如,上述论文集中,村尾进指出:梁启超亡命日本后,凭借《和文汉读法》阅读大量日本书籍,接受欧洲式的“学理”(《万木森森——〈时务报〉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》);黄克武在研究梁启超移入新概念和翻译时也持有这种问题意识;而潘光哲提出的近代知识仓库中的日本资源等问题,都是这一思路下的尝试和验证。换言之,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上,日本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,这一点有必要厘清。正如关诗佩所指出的:“梁氏是纯‘吸收’还是‘转化’,还得有待更深入的研究。譬如当时的‘欧文の直訳語脈(欧文直译语法)’与他的‘和文汉读法’有否相关?他脍炙人口的口号‘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’是不是就是明治文坛上的‘小說は、最も上品なるもの’的中译?而矢野龙溪提出的‘汉文、和文、欧文直译及俗语俚语’四体兼用的新文体对梁氏的影响又有多少?诸如此类的种种课题,都应由娴熟日本语及汉语古今嬗变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。”也就是说,在研究梁启超的思想资源时,不仅要考虑到《和文汉读法》对其解读日语的速成效应,还要重新检讨一下在这种“简便”的译法下产生的一些副作用,即在思想文化吸收过程中的负面因素。 光绪二十六年东京励学会印本《和文汉读法》 此外,在日语教育史方面,《和文汉读法》被视为“日语学习速成法”教材的鼻祖,亦是最先关注中日两国语言之异同的课本。比如石云艳《梁启超与日本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5)一书中特设“梁启超与《和文汉读法》”一章,下分三节展开论述:“学习日语的意义与《和文汉读法》的由来”“《和文汉读法》的内容”“对《和文汉读法》的评价”。不过该书言及具体内容时,则多为夏晓虹之说的铺叙,比如对该书重要的第38节“和汉异义字”,仅指出“此表为单词表,列举了约3000单词”(第67页),这其实是连对单词的词条和其对译词都不加区分所得出的数字(如下文所述,实际收录单词数为1705个)。该书其他地方(第70页)对此有同样的表述:“该书的主体部分第三十八节,是照《康煕字典》‘分门别类’编录的,收集‘和汉异义字’3000左右,就此一项,其工作量就很大。当然借助现成单词已经排列好的日文词典,也许可以做到。但其初稿完成于1899年,估计当时不会有这种现成的日语词典可供其参考。” 迄今为止,人们多议论的是该书的前半部分,即属于语法层面的部分,而对于占全书2/3篇幅的语词部分“和汉异义字”则注目不多,这也正是当时中国人最容易“望文生义”的部分。对于其译词是如何挑选出来的,对译的中文是如何决定的等问题,缺乏从语言学角度的分析,以致引发出各种臆想和误解。 本章前半部分通过对至今尚未被研究者关注的该书1900年励志会版的考察,厘清该书改版的经纬,指出其变异部分基本集中在第38节的“和汉异义字”上面。并试图通过分析复原该书初版的原始状态,阐明版本演变的源流。本章后半部分将重点考察“和汉异义字”的增补方法,通过检讨其与日本近代国语辞典《言海》(1889)的关系,阐明后者在词汇增补和释义上的影响及由来。在此基础上,进一步观察在“同文同种”的意识下,中国人对“和汉异义字”的理解,特别是对日语新词新概念的认识。通过这些具体考察和分析,我们才能了解日本明治时期使用的一些译自西方的新词是如何随着《和文汉读法》的运用大量进入汉语的。这当然也关系到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问题,但更为重要的是,如果按照《和文汉读法》的释义来理解这些新词,将会导致怎样的误解。毫无疑问,这一点是关涉到中日学术交流过程中思想是否被准确传播的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