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收藏大家马未都与北大历史系教授的争论等现

从收藏大家马未都与北大历史系教授的争论等现

时间:2020-02-12 16:16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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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科是花费精力去进行“出处考据”,还是根据字面含义去分析推导,其实并不矛盾,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。

“出处考据”有什么用呢?其实在研究的过程中,对出处进行考据的影响要比对事件的分析更有用。

举个例子:马未都先生和北大教授的一次辩难

马未都先生在国内的收藏领域里是大名鼎鼎的存在,堪称大家,其看待问题的很多角度都对国人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
大概五六年前吧,他在一档综艺节目的现场,和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出现过一次辩驳,在之后更是单独出过一则视频来讲解这件事情。

而二人围绕的问题就是“司马光砸缸”这一故事的真实性。

在现场,马未都表示,历史没有真相,只残存一个道理。所以说,对于历史的研究,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明确这个故事到底教给人什么道理,而不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

换句话说,马老师的意思就是,做学问也好,兴趣爱好也好,能对人产生实际作用的道理要比一个是否“真实”的答案更重要,对人的影响更大。

其实这个观点虽然比较有道理,但在看待学术考据的时候有些偏颇,将对历史的研究和探求真相等同起来,自然也是遭到了赵冬梅老师的反驳。

于是,二者就“司马光砸缸”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,展开了一场不同角度的精彩辩证。

马未都问赵冬梅,“司马缸砸缸”这一故事的真假。

赵冬梅现场说,这一故事最早的记载大概在《墨庄漫录》当中。《墨庄漫录》是北宋人编纂的一部书,被收在了《四库全书》子部之中那个,很多典籍都曾对其进行引用,可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。

而这个故事在《宋史》当中同样有记录:

群儿戏于庭,一儿登瓮,足跌没水中,众皆弃去,光持石击瓮破之,水迸,儿得活。

根据现有很多的史籍资料来考据的话,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真实发生的。

注意,赵冬梅老师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,所采用的角度还是在“考据”之上,通过典籍记载以及故事流变、流传的细节,来判断历史记录的真实程度。

然而,马未都提出了一个“新颖的”、尖锐的观点。

他说,在宋代能淹人的大缸还烧不出来,依据是在如今的文物体系中找不到这么大的宋代缸。

马未都是从文物的角度来探求历史,对“司马光砸缸”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一个反证。角度其实是在晚晴民国时期出现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即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。

但是,还是有一个问题,没有出土过宋代的“大缸”,就能证明这个故事是编造的吗?

这时候,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故事进行考据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老师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资料的详实程度要比现场论证更为充足。除了给出已经出土的实物证据、壁画信息等等之外,有一点值得注意。

杨静荣老师表示,马未都曾经在视频中提到的,司马光砸的可能是“瓮”而不是“缸”的说法,其实不能成立。

瓮和缸有什么区别呢?简单来说,“瓮”是收口的,它最粗的部分是肚子;而“缸”是开口的,最粗的地方在最顶端的开口处。

那么,《宋史》当中也说是“一儿登瓮”,难道说“砸缸”还不是有问题吗?

在这里,杨静荣老师通过文献记录以及实物器型来考证,在宋及宋以前烧制的“瓮”和“缸”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差别,在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。

也就是说,当时存在“瓮”也可以叫做“缸”,“缸”也可以称为“瓮”的现象,这种情况在清朝依然存在,比如故宫用来储水的铜缸,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“瓮”,但依然被称为“缸”。

那么,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,不论是“缸”还是“瓮”,其实都不算错,毕竟历史记载是有时代性的,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来看这句话。

说一个更形象一点的事情,民国时期的作品当中经常有“地”、“的”、“底”等混淆的现象,比如写“我的心”,经常被写作“我底心”等等。

今天并不把这种现象列为语法错误,就是因为当时的白话文环境就是这样,尚不成熟。

所以说,如果单听从马未都先生在“器物学”方面的论据,那么可以肯定的就是,司马光砸的是“瓮”而不是“缸”,所以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是以讹传讹。

但如果从考据学角度出发,知道了当时“瓮”和“缸”在史籍等作品中的记载是通用的,就知道“司马光砸缸”故事的真假并不能用“瓮”与“缸”的区别来评判。

再举个例子:更为细致的考据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真相

上面一个例子,我们讲了“考据学”可以用来证明一件事的真实性,我们再说一个用文献的“考据”来证明故事的虚假性。

还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:孟姜女哭长城。

这个故事,大概就是讲,孟姜女在长城边哭自己因为修建长城而死去的丈夫,其心至诚,于是长城崩塌,其丈夫的尸首才得以被发现。

虽然有夸张的成分,但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呢?

那就是,秦朝征调民夫修建长城,导致百姓流离,家庭破碎,用来批判秦国暴政,反对封建时代的官府对百姓的压迫。

如果单从字面分析,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只有这一点了,这也就是马未都先生所倡导的借鉴“历史残存的道理”。

但是,这个故事的含义早就被人所熟知了,那可不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地考据,来发掘更多的有益于人生的道理呢?

那么,就需要将这个故事的道理进行提炼,孟姜女的故事出现于何时?在传播过程中有什么流变?这些都需要对这个故事的历史记载进行“考据”。

我们能找到的以批判“秦暴政”为旨归的最早记载,就是唐朝贯休的一首诗《杞梁妻》:

秦之无道兮四海枯 ,筑长城兮遮北胡。 筑人筑土一万里, 杞梁贞妇啼呜呜。 上无父兮中无夫,下无子兮孤复孤。 一号城崩塞色苦,再号杞梁骨出土。 疲魂饥魄相逐归,陌上少年莫相非。

这是能见到的第一次将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故事放在了秦代的背景之下。

从此出发,可以发现,后世很多的戏曲、传奇当中,故事的主人公有不同的名字:

杞良、范杞良、范希郎、范喜郎、万喜良

但是,因为讹误、方言等原因,这些名字的发音都和“杞梁”接近,所以认定,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杞梁妻。

然后再对有关“杞梁妻”的故事进行文献的追溯,既然是批判秦无道,那么就把眼光放在汉至唐这一阶段,那时故事都是如何讲述的,与后世有多少不同。

于是,就找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两种说法。

曹植的《黄初六年令》记载:

杞妻哭梁,山为之崩。

从此可以看出,并没有秦朝背景,哭崩的是“山”而不是“城”。

那么,“崩城”的情节又是出自何处呢?

这就找到了西汉刘向的《说苑》:

昔华周、杞梁战而死,其妻悲之,向城而哭,隅为之崩,城为之厄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:

第一,杞梁妻哭崩的是城 第二,杞梁是战死的,和修长城无关 这样就得出了结论,至少在汉代,“崩山”还是“崩城”没有定论,但肯定不是“崩长城”。所以说,孟姜女的故事至少在这个时候和“秦无道”的主题无关。

顺着这个线索,可以再向上追溯,“杞梁妻”的故事到底出自何处?在当时表现的是什么内涵?

《孟子》中对这一事情有记载:

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。

在孟子的讲述中,齐国人杞梁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擅于“哭”的人,以至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效仿。

也就是说,杞梁妻的哭并不是很悲惨以至于打动上天,而是她自身哭的方式很有美感,之前就声名远播。

孟子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,人们会效仿他们认为“美”的行为。

《礼记》当中对这一事件同样有描述:

杞梁死焉,其妻迎其柩于路,而哭之哀。

这个“哭之哀”大概就是后来“崩城”、“崩山”、“崩长城”的依据了,和古代诸如“余音绕梁”、“响遏行云”等等夸张用法一样,只是表示哭的程度。

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当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详细

齐侯归,遇杞梁之妻于郊,使吊之。辞曰:“殖之有罪,何辱命焉?若免于罪,犹有先人之敝庐在,下妾不得与郊吊。”齐侯吊诸其室。

这个记载就更有趣了,是说杞梁妻不愿意在荒野祭奠自己的丈夫,于是齐侯就去了她的家中,按照礼节对杞梁进行吊唁。

《左传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,要讲“礼制”。

从这些文献记载就能看出,杞梁等人生活的年代和秦始皇还差得很远,自然没有“秦长城”可以崩毁,甚至连“哭”的情节都还没有产生。

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考据,可以发现,这个故事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,其本意已经被掩盖掉了。用来批判“秦无道”的说法,实际上是后人对其有意地扭曲与编造。

那么,我们就可以据此来研究,这个故事出现流变的背后,是否有着对时事的影射?某些书籍的记载是否可信?以及这个故事是否带来了新的时代描述等等。

你看,除了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故事带来的道理之外,通过对文献的考据又发现了很多新的值得学习的道理。

所以说,考据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断事件的真伪正误,而是在这个过程中,可以发现更多的值得借鉴的道理,以及更多的历史细节。

这就好比,我们发现了用水可以洗菜、淘米,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洗菜水、淘米水冲马桶、浇花等等,不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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